本周一，央妈再次降息，存贷款基准利率双双下调了0.25个百分点。

说来也巧，上周五晚上，笔者与数名朋友在南京西路一家餐厅小聚。聚餐者中有一位是某上市股份制银行上海某区支行的行长，有一位是沪上某投资公司负责人，另有一位系某私募基金的出资人之一。饭桌上，谈开了对当下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都认为央行将在近期再行降息。比较一致的理由是，4月份的宏观数据印证着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再是房地产新政效果除上海等个别特大城市外均很不理想。未曾想，仅相隔两天，央妈还真落下了降息的靴子。

当下的经济下行，本质上属于“三期叠加”阶段的中国，必须支付的“转型升级”阵痛，不能简单作为“中国经济不行了”的佐证。

但央妈在短短半年内，三次降息外加两次降准（以下简称“双降”），其幅度与力度，的确“放大”着人们对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担忧。“央妈将不得不启动‘中国版QE’”的声音，尤其那些持“右翼”立场的经济学者所发出的“传统货币工具已经失灵，不QE又如何”的嘲讽式调侃，的确让社会各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困惑与迷茫。面对众声喧哗，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半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多次微调背后的政策主旨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央妈“双降”回回“各有所图”

先说两次降准：

前一次降准系典型的定向降准。降准的受益行主要是中小股份制商行，尤其是市县两级的地方农字号小银行。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数千亿流动性，主要用于定向支持农字号中小企业，转产、转型中的中小企业，支持城市（镇）棚户区改造等等。所以前一次降准堪称“双定向”降准。

上个月后一次降准，表面看是“普惠”式的，大小银行皆受益，而且越是体量硕大的银行新增的可放贷资金盘子更大。

照理说降准之后，钱放得多了，银行的贷款利率应该跌才是，结果几乎没怎么跌，而银行间拆借利率跌得凶，这说明很多钱并没有放出去，都在银行之间转，钱不能流到实体经济，老问题仍然在。

再言三次降息：

去年11月和今年3月的前两次降息，政策主旨是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贵”，目前回头看，政策效果欠佳。一季度末，企业综合性平均贷款利率仍高达6.7%以上，中小微企业应缺乏“硬朗”的抵押物，实际申贷利率往往更高。不过，前两次降息可不能视为央行为配合中央政府“稳增长”而采取的单向行动，而是与减轻中小微企业税负、费负政策，以及“营改增”继续扩围政策，财政专项“扶持中小微”政策互相融合的一揽子行动的组成部分。

就本次降息的政策主旨，《人民日报》在降息实施当天，刊发了《助力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的长篇新闻综述引导舆论。对《人民日报》此文的基本观点笔者十分认同，因为从宏观上看的确如此。

可对照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接受央视采访所作的“主要为了降低新产业、新行业内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财务运营成本”的解释，笔者以为显然更加“精准”。虽说，那些个在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和传统服务业“苦苦挣扎”的中小微企业，听闻陆磊的“真话”会平添新的郁闷，可“去过剩”、“淘汰落后”的脚步，绝对不会因为“阵痛”的加剧而半道刹车。否则，已持续数年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努力，又将前功尽弃。由是，本次看似所有企业皆可能受益的降息好处，其本质仍然是选择性的“喷灌”或“滴灌”，决非普遍的“大水漫灌”。

“宽货币”越甚，实体经济越“不受补”

多数经济学者包括拥有“著名”头衔的经济学家，都在反复强调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社会主流舆论亦对“难贵论”深信不疑。其实，一味强调“难贵论”的那些个经济学者，往往欠接地气甚至不屑于接地气，至少在企业界和银行的地方支行缺乏朋友或朋友有限。